張弘 來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0年第6期
 

　　【內容提要】　自獲得獨立以后，烏克蘭社會就面臨著從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型。烏克蘭的社會轉型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為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不僅要進行民族-國家的重新構建，而且還要進行民主-國家的構建。社會的轉型造成了烏克蘭社會在歷史宗教文化上的認同矛盾，經濟發展上的道路之爭，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機。這三個方面的矛盾演化成為烏克蘭國家認同的危機。通過分析烏克蘭出現的國家認同危機，筆者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國家認同差異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政治家如何去處置。烏克蘭政治家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過激言行是導致民族國家認同差異問題演化成為危機的關鍵，而民族認同危機又增加了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關鍵詞】　俄羅斯　烏克蘭　國家認同　社會轉型

　　【作者簡介】　張弘，197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07)

一　問題的提出

　　國家認同概念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學領域。一般來說，國家認同是一個含有多重意義的體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族群血緣關系”、“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即所謂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 “制度認同”[1]。一種觀點認為，民族國家認同的定義應為：國民對本民族和本國家的語言、文化、傳統、邊界、制度、價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種自覺的認可和接受。民族國家認同是人類社會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政治認同，它直接決定著人們對國家政權的基本態度和基本情感，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從、政治忠誠和政治歸屬的基礎[2]。

　　本文將國家認同問題置于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進行研究，主要是由于社會轉型沖擊了原有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在新的社會形態中需要重新構建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對于處于社會轉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轉型是一種由傳統的社會 發展模式向現代的社會發展模式轉變的歷史圖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經濟領域由非市場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的轉型；政治領域由專制集權政治制度向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轉型；文化領域由過去封閉、單一、僵化的傳統文化向當今開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文化的轉型[3]。

　　因此，對于處于社會轉型中的烏克蘭來說，不僅需要建立以主權為核心的現代國家組織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穩定同一的民族國家認同。烏克蘭重新獲得國家獨立的過程也是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F代國家具有兩個基本特性：一是民 族—國家，它是現代國家的組織形式，以主權為核心；二是民主-國家，它是現代國家的制度體系，以主權在民為合法性基礎[4]。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而引發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席卷全球，許多國家的穩定和完整都受此影響并出現了新的認同危機問題，需要重新選擇發展方向和進行自我定位。此外，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和各國內部族裔向原有的民族認同回歸，基于利益和地區差異所導致的公民社會的“碎片化”也強烈沖擊著傳統的國家認同。由于特殊的歷史和國情，獨立后的烏克蘭民族國家認同有些模糊和混亂。因此，社會轉型中的烏克蘭國家構建不僅包括民族 國家認同的重新構建，而且還包括民主國家認同的構建。二者在所有形式的集體認同中，是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的要素。

二　烏克蘭面臨的認同危機

　　現代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結合，是在民族的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共同體。它不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歷史宗教語言的文化認同，也要有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認同?，F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基本上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而且經歷一個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過程。由于社會轉型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社會結構、政治和經濟制度，重建一個新的社會、政治和 經濟體系的過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沖擊原來的體系。影響國家認同的各種基本要素在這個過程自然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國家認同[5]。因此，本文中對烏克蘭國家認同問題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個方面：族群文化認同和民主認同。

　　獨立以來，烏克蘭社會一直存在著國家認同差異。這種認同差異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動員下演化成為國家認同危機，并成為影響烏克蘭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完整和社會穩定的深層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顯地表現是對烏克蘭國家利益的認同，即“什么是烏克蘭的國家利益”。民族國家認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導致烏克蘭出現社會分裂和民族矛盾。在2004年烏克蘭的總統大選中，兩位候選人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引發了烏克蘭東西部選民的對立和沖突，并最終演化為激烈的街頭斗爭。在2010年總統大選前許多烏克蘭國內政治分析人士曾認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應當是影響烏克蘭選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計票結果顯示，俄羅斯族占多數的州都支持亞努科維奇，而烏克蘭族占絕對多數的州則都支持季莫申科?？梢?，烏克蘭國內缺乏以民族國家利益為目標的統一的國家性政黨，主要政黨實際上已經淪為地區性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影響選民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選舉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政黨政治主張的差異，實質上是烏克蘭國內潛在的國家認同危機。同樣，在2010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簽署優惠天然氣換取黑海艦隊基地續約協議后，來自烏克蘭東部的民眾擁堵在議會外表達支持，而來自西部的民眾則在政府大樓前表達抗議和不滿。烏克蘭首位總統克拉夫丘克認為：烏克蘭雖然獲得了民族國家的獨立，但是對于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因此要想保護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必須首先要解決國家認同問題[6]。

　　(一)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危機

　　關于“文化認同”，它所回答的是“我們是誰?”亨廷頓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們常以對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來回答“我們是誰”，即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并以某種象征物作為標志來表示自己的文化認同，如旗幟、十字架、新月形、甚至頭蓋等等。亨廷頓認為“文化認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7]。獨立并不意味著民族團結和國家認同。烏克蘭曾經的統治者都對烏克蘭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特別是原蘇聯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影響，在烏克蘭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在烏克蘭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民族國家認同危機也由此而來。盡管烏克蘭語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經基本上被“俄羅斯化”。有人甚至把烏克蘭稱為“區域國家”，意指它在種族、語言、宗教和社會經濟上，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了永遠的區域性裂痕[8]。

　　首先，如何真實地還原烏克蘭歷史及認識族群認同危機。圍繞如何重新認識烏克蘭歷史的問題，在烏克蘭社會和歷史學界產生的爭論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深層次上是如何認識烏克蘭過去的問題，這是對一個民族國家歷史的重新評價。以烏克蘭人的視角來考察烏克蘭文化和歷史，特別是俄羅斯統治烏克蘭時期的歷史，對于烏克蘭國家認同的構建尤為重要。

　　在近代，大俄羅斯主義一向堅持從喀爾巴阡地區到太平洋區域內居住著操同一俄語、具有同樣歷史傳統的、統一的俄羅斯人學說。約在12~13世紀，“烏克蘭”(本意為“邊區”)一詞開始使用，隨后，這一稱謂逐步擴大到今天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并以這一稱謂為紐帶，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然而，烏克蘭當時只是作為一個地理學概念和民族學概念存在，卻不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因為不存在烏克蘭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土地分別被劃入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的版圖，烏克蘭人成為一個喪失了自己國家的民族。1648年，烏克蘭人民在鮑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領下起義，反 對波蘭的統治。為了獲得同樣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的幫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示愿意服從沙俄的領導。1654年3月，雙方簽訂了《鮑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條約》，亦稱《三月條約》。與俄羅斯的結盟也成為烏克蘭歷史的重要轉折點，烏克蘭歷史發展的軌跡由此轉向了俄羅斯。此后200年間，沙俄一直牢牢控制著烏克蘭。俄羅斯的沙皇彼得大帝在烏克蘭全面推行俄羅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羅斯的社會模式、價值觀念和語言文化重新構建烏社會結構。沙俄用剛柔并濟的辦法，同化了烏上層統治階級，確立俄語的官方地位，把烏克蘭語貶為“鄉巴佬”語言，禁止烏克蘭文書籍 和教科書的出版，強制烏克蘭人拋棄自己的母語和文化傳統。1917年，沙俄爆發了“二月革命”，帝國瞬間解體，但隨后成立的蘇聯政權繼承了沙俄在烏克蘭的一切權力。

　　烏克蘭從屬于沙皇俄國比從屬于其他國家的歷史更長，而在沙皇俄國，烏克蘭史形同禁學。研究所謂“南俄歷史”無偏見的學者，無論是烏克蘭人還是俄羅斯人，全都遭到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立場的沙皇當局的懷疑和迫害。蘇聯繼承沙皇俄國的“統一而不可分割論”，將它改為“統一而牢不可破的聯盟”，以“俄羅 斯救星論”和“美化大俄沙文主義”，推行史學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方針。20世紀20年代末起，蘇聯在文化和科學領域開展了反對“敵對意識形態”的斗爭，依靠政治高壓建立了官方的烏克蘭史學。烏克蘭史學被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義者”。這類意識形態的整肅，在隨后的數十年中反復進行，許多烏克蘭史學家受到譴責，罪名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指民族分裂主義。這種政策在蘇聯史學界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解體和烏克蘭的獨立標志著蘇聯官方修正史的終結，但烏克蘭史學政治 化的后果異常嚴重，至今影響尚存。

　　在1991年烏克蘭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時，烏克蘭民族的概念其實遠未成熟，更不要說國家認同感。烏克蘭某些領導人重新啟動對烏克蘭歷史，特別是沙俄和蘇聯統治時期歷史問題的研究，無疑是打開了烏克蘭歷史中沉寂多年的歷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圍繞如何重新評價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以及蘇聯時期出現的大饑荒和大清洗運動等歷史問題，俄羅斯與烏克蘭政府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烏克蘭政府和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而俄羅斯政府拒絕承認1932~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行為，指出當時包括伏爾加河流域在內的俄羅斯很多地方也發生了饑荒；這是一場悲劇，沒有針對哪個民族的預謀。2003年，俄羅斯外交部代表卡梅寧也曾在聯合國第58屆全體會議上表明了俄政府的立場?？穼幹赋?，俄羅斯政府認為，1932~1933年烏克蘭發生的是大饑荒，而不是“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悲劇”。尤先科總統上臺后，積極推進對蘇聯時期發生在烏克蘭的大饑荒的歷史清算。2006年11月，烏克蘭議會通過決議，承認20世紀30年代的“大饑荒”為種族滅絕行為，從而再一次喚起人們對發生在73年前的那一悲慘事件的痛苦記憶。其實烏克蘭社會內部對于大 饑荒的評價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部分親俄羅斯的議員認為該決議會招致俄方的不滿。在這個決議的投票中，有450個席位的烏克蘭議會中，只有234人參加了投票，勉強超過半數。最終該決議以233票贊成，1票反對獲得通過。很多議員在這一敏感問題上選擇了回避和沉默。尤先科總統在2010年卸任前授予烏克蘭有爭議的著名歷史人物斯捷潘?班杰拉烏克蘭英雄稱號也是引發烏克蘭東西部選民矛盾的一個導火索。烏克蘭東部地區和俄羅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稱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烏克蘭西部認為，班杰拉是反抗蘇共統治，爭取烏克蘭獨立的民族英雄[9]。當時作為總統候選人的亞努科維奇就表示，尤先科應是整個烏克蘭的總統，而不應是烏克蘭一個地區的總統。尤先科的舉動無助統一，將進一步造成烏克蘭分裂。重新研究這些歷史不僅讓今天俄烏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而且也在烏克蘭社會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認同危機。

　　其次，特殊的分裂歷史造就了烏克蘭特殊的宗教文化環境。民族宗教是在某種特定的族群社會傳統中產生的，特定的社會群體決定了特定的宗教生活。民族認同大都以血緣、語言、宗教、文化傳統和民間習俗作為基礎，宗教認同作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構成的主要層面，無疑是民族認同的文化信仰 基礎，它們共同組成為國家認同的合法性文化資源。宗教滲透于它所在族群的政治、法律、經濟和道德生活之中，并相應地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目前，烏克蘭主要的宗教包括東正教和天主教。東正教信徒約占人口85%的比例，天主教約占10%，其他的還包括浸禮教、猶太教和馬蒙教等。歷史上，烏克蘭曾經長期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東正教會，即聽命于莫斯科的俄羅斯東正教和服從于拜占庭教皇的烏克蘭東正教。東正教信仰是烏克蘭重新納入俄羅斯帝國的一個重要因素。17世紀中葉，信奉天主教的波蘭-立陶宛王國控制烏克蘭，強迫烏克蘭推行“天主教化”，壓制和迫害東正教會和信徒，引起烏克蘭下層民眾和哥薩克騎士的強烈不滿，他們發起反抗，并且尋求同樣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的支持和保護，終于使得烏克蘭主要領土于1654年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烏克蘭在歷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區曾經被不同的外族政權統治，因此很難說烏克蘭有一部在時間和地理上都完整的歷史。

　　14世紀中葉，立陶宛公國吞并了南羅斯，即現今烏克蘭的大部分土地，使基輔東正教總教區與俄國的總教區分離，而臣服于拜占庭教皇，這就是烏克蘭東正教。1448年俄羅斯東正教拒絕服從拜占庭牧首而宣告獨立，這樣在烏克蘭就存在服從莫斯科的俄羅斯東正教和服從于教皇的烏克蘭東正教。1654年東烏克蘭劃歸俄國后，烏克蘭東正教的基輔主教又逐步脫離拜占庭，于1686年臣服于莫斯科主教。20世紀初烏克蘭的俄羅斯東正教成為依附于蘇維埃制度而獨立于梵蒂岡的宗教。進入80年代末，隨著烏克蘭爭取獨立步伐的加快，被禁止和處于地下的烏克蘭自主正教重新開始活動。1990年10月烏克蘭自主正教教會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烏克蘭自主正教獨立于莫斯科東正教牧首。這樣在烏克蘭，東正教又分為忠于莫斯科的俄羅斯東正教和烏克蘭自主正教。烏克蘭的俄羅斯東正教宗教禮儀使用俄語，而烏克蘭自主正教的宗教禮儀則使用烏克蘭語。兩個東正教教派分裂時，曾就如何劃分東正教教堂和財產發生爭執。但在1992年中期，烏克蘭東正教會和烏克蘭自主東正教會合并，成立了新的烏克蘭東正教會。到了尤先科總統執政時期，這個問題在2008年又被重新提出。

　　在顏色革命后上臺的尤先科總統積極推進烏克蘭宗教文化的“去俄羅斯化”和“脫俄入歐”運動。2008年，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借紀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 020周年之機，正式向東正教名義上的最高精神領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hlomew I)提出請求，要求允許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會而獨立。其目的是要從文化和精神上割斷與俄羅斯的千年歷史淵源，重要性絕不亞于烏克蘭申請加入北約和歐盟的動作。尤先科公開要求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會，表明烏克蘭“脫俄入歐”過程正在從政治向精神文化層次演變，準備以割斷與俄羅斯的千年密切宗教關系，來促成最后的“去俄羅斯化”。烏克蘭的宗教認同差異雖不是對抗性的，一般情況下也不會導致民族國家認同危機，但人為地制造宗教認同的分裂實際上強化了烏克蘭社會族群認同的差異。

　　最后，語言政策改革引發的族群矛盾。原蘇聯國家在獲得國家主權獨立之后，積極發展自己的民族語言、維護自己的民族特征、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的努力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但語言作為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內容之一，產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國情和歷史背景，在這些國家里完全取消俄語的使用也是不可能的。

　　獨立前烏克蘭學校的教學以俄語為主(占90%)，烏克蘭語教學只占10%，當時蘇聯的政策使烏克蘭語遭到不公平的對待。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于1989年制定了語言法，規定烏克蘭語是烏克蘭的官方語言，但政府提供條件保證俄語和其他語言的使用。當時蘇共中央非常反對，烏克蘭經過努力爭取才得以通過，這部法律為烏克蘭爭取到了很大利益。烏克蘭獨立后，從1992年起對這部法律進行修訂，規定烏克蘭語為烏克蘭的國語，補充了烏克蘭語在應用方面的條款。這個修訂案雖經議會多次討論，但直到顏色革命后的2006年才獲得通過。獨立以后的烏克蘭政府積極推進烏克蘭語的使用，逐漸把俄語擠壓出該國的教育系統和政府與國家媒體之外，具體數據見表1。

表1　烏克蘭中學中俄羅斯語和烏克蘭語學校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1年烏克蘭人口普查數據
烏克蘭語學校 45 60 62.7 65 67.5 70.3 72.5 73.8 烏克蘭族 77.8
俄羅斯語學校 54 39.2 36.5 34.4 31.8 28.9 26.6 25.3 俄羅斯族 17.3

　　數據來源：轉引自俄羅斯國際人文政策政治研究所烏克蘭分所根據烏克蘭科學與教育部數據研究得出的成果[10]。

　　近年來烏克蘭語面臨來自俄語、英語的沖擊，因此政府特別重視和加強烏克蘭語的規范工作。截至2008年的數據，烏克蘭全國有21 500所學校，其中大多數使用烏克蘭語教學(69.7%)，有大約1 305所學校用俄語教學，還有2 000多所學校用烏語和少數民族語言進行雙語教學(烏克蘭的 學校里共有烏克蘭語及俄語、匈牙利語、波蘭語、羅馬尼亞語、摩爾多瓦語、韃靼語、希臘語等18種教學語言)[11]。烏克蘭政府在許多公共生活領域推行烏克蘭語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消除沙皇俄國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化政策影響，以及一些西烏克蘭地區的波蘭化和羅馬尼亞化影響。大多數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國民以俄語為母語，俄語是全烏克蘭中最通行的第二語言。不過，烏克蘭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語的情況遠不如東部和南部?，F在俄語應否成為烏克蘭的第二種官方語言仍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因為俄語至今并不是烏克蘭的官方語言，但在烏克蘭說俄語者仍然不在少數[12]。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講俄語的俄羅斯族裔和以俄語為主要交流語言的烏克蘭人十分不滿政府強行推廣烏克蘭語的政策，特別是在政府在逐漸減少對俄語教育的支持，以及限制俄語媒體在烏克蘭的播出政策。

　　俄語應否成為烏克蘭的第二種官方語言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每當烏克蘭舉行選舉時，很多政客都承諾把俄語定為第二種官方語言；但是選舉過后，這些承諾往往又被政治家們選擇性的遺忘。尤先科執政時期實行的激進和強硬的語言政策造成烏克蘭中部、東部和南部講俄語居民的不滿，進而招致烏克蘭境內俄羅斯族裔選民對國家民族文化認同的抵觸和矛盾?！邦伾锩敝?，烏克蘭政府要求人們必須學習烏克蘭語?，F在學校同教師都訂有合同，要求教師用烏克蘭語講課，否則可能被解聘。烏克蘭的實踐顯示，多民族國家的語言政策并不一定必須實行單一的國家語言政策，強制推行單一的主體民族國家語言政策反而有可能擴大族群之間的認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國家認同構建。

　　綜上所述，烏克蘭在歷史、宗教和語言等問題的認同差異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點。烏克蘭東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存在著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別。東部地區的居民講俄語居多，信奉東正教，在經濟上 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聯系，自然在情感上更加傾向于俄羅斯。而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居民主要講烏克蘭語，多信奉天主教，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對俄羅斯統治的歷史有著很深的敵意。這種文化認同上的差異因此也傳導到國家未來發展道路和對外關系問題上來。烏克蘭人對蘇聯和俄羅斯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對烏克蘭國家認同差異衡量的指標。根據烏克蘭民意調查機構進行的有關俄羅斯的調查，烏克蘭東部81%的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是友好國家，烏克蘭中部66.9%的受訪者和南部46%的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是友好國家，而烏克蘭西部55%的受訪者則認為俄羅斯是敵對國家[13]。從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角度出發，獨立后的烏克蘭政府開始奉行烏克蘭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實現從大俄羅斯民族文化到烏克蘭民族文化的轉變，從民族、文化、歷史和語言等多方面重新構建民族國家的認同。烏克蘭化政策是對歷史上的外來政權強加給烏克蘭社會的非烏克蘭特征的矯正，主要內容包括對烏克蘭歷史的重新研究和強制推廣烏克蘭語言文化等?！叭ザ砹_斯化”本身就是“烏克蘭化”的代名詞，這在無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間的認同矛盾。

　　(二)地區分化和社會分層引起對于國家發展道路的爭論

　　烏克蘭社會轉型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多元化日趨明顯。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烏克蘭社會出現新的地區分化和社會分層。20世紀90年代廣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業寡頭控制了烏克蘭主要經濟命脈。有別于俄羅斯的是，烏克蘭的金融工業集團對烏克蘭的經濟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嚴重，而官僚集團和強力部門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根據烏克蘭頂級商業雜志《記者》2008年6月2日的報道，烏克蘭最富有的50個金融工業寡頭的資產總值已經達到1 120億美元，相當于國家預算的兩倍。這些金融寡頭不僅控制著烏克蘭經濟命脈，而且還直接決定著烏克蘭議會中各個黨派的命運。他們通過資助烏克蘭主要政黨，或者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來影響烏克蘭的內政和外交。金融工業寡頭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三個大集團：頓涅茨克集團、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集團和頓巴斯集團。目前頓涅茨克集團在政治上更傾斜于發展與西方的關系，與俄羅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保持距離，而頓涅茨克集團、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集團和頓巴斯集團由于自身在經濟上與俄羅斯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傾向于與俄羅斯發展更加緊密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烏克蘭全國人口為4 800萬，大體上以第聶伯河為界，分為東烏克蘭和西烏克蘭。東烏克蘭毗鄰俄羅斯，人口3 200萬，主要經濟支柱是工業，經濟比較發達；而在第聶伯河以西的西烏克蘭毗鄰歐盟，人口1 600萬，主要經濟支柱是農業，經濟比較落后。1999年，從俄羅斯經濟有起色以來，與俄羅斯一體化程度相當高的東烏克蘭地區也恢復了經濟活力。相反，西烏克蘭地區經濟起色不大。烏經濟東、西部發展失衡，東部要求密切與俄合作，而西部希望盡快融入歐洲。烏的主要貿易伙伴是俄羅斯和歐盟，傳統優勢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機械、軍工產品，而這些工業基地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僅東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就占烏全國的60%~70%。此外，東部地區工業發展所依賴的能源大部分來自俄羅斯。西部地區對外貿易主要是波蘭等國，但這些國家加入歐盟后，烏西部地區被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每年因此損失數億美元的外貿收入。東部和西部經濟發展的地緣性決定，前者要求密切與俄的合作，而后者希望盡快融入歐洲。

　　經濟利益決定了東西部之間的深層次矛盾，而且這一因素今后還會更加突出。市場經濟發展內在地要求單位化調控體系逐步讓位給社會化調控體系，各種階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開始出現利益分配上的爭奪與對抗。傳統的烏克蘭社會分層出現嚴重的分化，各種社會階層對于國家利益的認同也從模糊統一到清晰分化。不同的歷史記憶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傾向成為烏政局動蕩的根源?；诶婧偷貐^差異所導致的公民社會的“碎片化”形成了國內林林總總、數目繁雜的次國家組織和團體，他們即使不尋求獨立，也對國家認同形成了強烈的沖擊。烏克蘭社會對于國家民主建設以及未來發展道路認識的分化是國家認同危機擴大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三)國家構建中的民主危機

　　烏克蘭在社會轉軌過程中雖然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歷史傳統、法律監管缺位、公民社會力量薄弱以及過于強大的金融工業集團的影響，還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真正有效地運行起高效廉潔的政府和政黨政治。

　　首先，頻繁爆發的貪污腐敗現象嚴重降低了烏克蘭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烏克蘭總統尤先科曾經在2005年2月議會中指出：“源自高層的腐敗曾一直是烏克蘭的頭號問題?！盵14]根據透明國際組織的報告，烏克蘭從2000年到2005年期間一直是腐敗指數居高不下的國家。另外，根據世界銀行研究所2004年報告，烏克蘭的反腐敗指數從1996年的26.7%下降到2004年的18.7%，這說明庫奇馬執政時期的烏克蘭腐敗情況出現了惡化[15]。目前已經被公開的案例就有直接指向曾 擔任烏克蘭總理拉扎連科的腐敗案和曾經擔任烏克蘭總統庫奇馬的謀殺案。烏克蘭檢方在1998年指控烏克蘭前總理拉扎連科利用職權侵吞了上億美元的烏克蘭國有資產。1999年，美國當局應瑞士和烏克蘭的要求，在紐約肯尼迪機場將他逮捕。2000年6月，美國政府以通過美國銀行洗錢、勒索、欺詐和轉移盜竊財產等罪名對拉扎連科提起訴訟。200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聯邦地區法院以洗錢、欺詐和勒索等罪名，判處拉扎連科9年監禁，并處以1 000萬美元罰金。2000年11月，以批評政府高層腐敗問題而著稱的烏克蘭著名記者格奧爾基?貢加澤突然遇害。隨后，輿論紛紛指責時任烏總統的列昂尼德?庫奇馬與此案有關。烏克蘭社會黨領袖莫羅茲宣布烏克蘭總統庫奇馬就是“貢加澤案”的幕后主謀。莫羅茲稱，國家警衛局軍官米科拉?梅爾尼琴科向他提供了自己秘密錄下的庫奇馬在1998~2000年間在自己辦公室內的數百小時談話內容的錄音帶。在這些錄音帶中有庫奇馬總統、總統辦公廳主任利特溫和內務部長克拉夫欽科三人的談話，上面記錄了當時他們正在秘密商議除掉貢加澤的辦法。在貢加澤遇害兩周年之際的2002年，烏克蘭反對派再次組織大規模的“烏克蘭不要庫奇馬”運動，要求庫奇馬下臺。雖然庫奇馬成功克服了有關針對他本人的各種腐敗指責，但腐敗丑聞嚴重降低了烏克蘭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更降低了普通居民對于烏克蘭憲政民主制度的信任。政治腐敗會削弱政府的行政體系，降低行政能力，并損害國家、公眾的利益，敗壞政府形象，失去公眾的信任和支持，最終破壞政治體系賴以運行的合法性基礎，成為誘發政治動蕩的重要因素。特別是一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經濟轉軌和政治發展，政府往往會選擇擴展權威，加強對市場的干預，以開辟新的財源和權力渠道，但這樣容易導致價值失范，道德約束乏力，從而為政治腐敗陡然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其次，處于轉軌過程中的新興民族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處于摸索和適應的過程中，需要把外來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本土文化和傳統加以結合。處于社會轉軌中的多民族國家如果不能在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上達成廣泛的共識，就很可能威脅到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當代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進程所促成[16]。阿爾蒙德和維巴認為，純粹政治文化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參與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是人們所說的政治文明，它只涉及政治社會成員對政治的取向因素[17]。對于一個社會而言，政治文化可以是高度一致的，也可能是兩極分化的，甚至是多級分化的。烏克蘭社會目前就處在兩極化的邊緣，在國內政治體系的安排和國家對外政策的選擇上有著兩種對立的觀點。在兩極分化的政治社會中，大多數公民處于極端的兩頭。在這種文化中，政治領導人的任何政策建議都將招致相當部分公民的不快，整個社會往往處于不斷的紛爭之中，并且很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分裂。處在轉軌過程中的新興民族國家采取的政治結構準則往往選擇參與型的，而其政治文化卻是地域型的。從地域型文化向參與型文化的轉變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打破地域體系，在這種參與過程中形成建設性的利益集團。移植過來的民主要在一個陌生的土壤里生根、發芽、結果需要一定的條件，比如政黨競爭制度、廣泛的民眾參與。簡而言之，就是建立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黨制度。由于目前的烏克蘭國內政治文化處于動蕩時期，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交織在一起，政治認知、政治價值觀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現都處于混亂狀態中。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嚴重分裂里，身處不同亞文化社群中的政治認同和價值觀處于分散和游離的狀態之中，因此難以形成穩定的政治文化環境。人們習慣于處理垂直的或縱向的關系，而不善于處理獨立平等的個人之間的橫向關系，導致現代的社會政治組織難以形成。面對突如其來的以追求個人平等、自由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的西方民主選舉制，人們往往不知所措。在烏克蘭2004年和2010年總統選舉中，候選人在完善民主政治和經濟政策上大同小異，爭論和沖突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歷史和語言問題，這使得選民對于候選人的偏好更多地來源于歷史文化認同，來源于對候選人是否是“自己人”的認定。各個政黨、團體或個人在利益、權力的驅使下，必然展開對權力的爭奪，由于缺乏相應的政治規范的約束，這使不少政治行為主體的政治行為不受約束，或約束很少。人們無所不為，政治斗爭處于失控狀態，未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進行，從而容易達到尖銳的程度，引發街頭政治、暴力沖突、流血斗爭，使政權處于動蕩之中。2007年4月，當時的總統尤先科和總理亞努科維奇之間圍繞國家行政權力劃分發生糾紛。尤先科宣布解散議會，提前舉行議會選舉，但以亞努科維奇為首的議會多數派拒絕解散，導致烏克蘭政治陷入僵局。烏克蘭的政治危機不斷升級 ，在總統和總理互相指責的同時，兩派的上萬名支持者沖上街頭，進行大規模集會和抗議。相持不下的局勢使烏克蘭幾乎處在暴力沖突的邊緣。

　　圍繞是否應該加入北約問題，烏克蘭社會也出現了嚴重的對立。以尤先科為首的政治力量積極主張加入北約，拒絕讓俄羅斯繼續租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黑海艦隊基地。而以亞努科維奇為首的政治力量則不贊同加入北約，并且不反對俄羅斯繼續租用烏克蘭的港口作為其黑海艦隊的基地。兩派政治力量圍繞是否加入北約和黑海艦隊基地問題的爭論直接導致激烈的街頭斗爭。2006年5月，尤先科執政時期的烏克蘭政府未經議會 批準，允許參加北約“海上微風2006”聯合軍演的美軍船只和軍事專家進入克里米亞半島，遭到以俄羅斯族為主的當地居民的強烈抵制。當地居民不僅連續數日封鎖港口，阻止美軍船只卸運軍用物資，還在美軍專家下榻的烏國防部療養院門口舉行示威活動，阻止其前往演習地點。兩周后，美軍只得在抗議聲中撤離克里米亞，軍演亦被迫取消。2010年4月，亞努科維奇執政后，俄烏兩國迅速達成的延長俄黑海艦隊在烏境內駐留期協議，同樣在烏克蘭國內引起強烈反應：數千名反對該協議的示威者集會抗議，反對派抨擊亞努科維奇“出賣國家主權”，違背憲法，甚至揚言彈劾總統。如此的事例在烏克蘭獨立以來的短暫歷史中數不勝數，可見如不能在烏克蘭形成和培養起同一的政治文化，將十分不利于實現民主認同的建立和國家政治穩定。由于不能克服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參與型的政治準則被地區利益和族群利益綁架，因此導致在現代國家重建過程中，烏克蘭政黨之間的競爭也就演變為族際認同和區域認同問題。

　　烏克蘭在民主國家構建過程中出現的困難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具體表現在新生的民主制度固化過程中的困難。政府更迭頻繁、腐敗、寡頭干政和街頭斗爭不斷困擾著烏克蘭社會。各種政治派別圍繞政治改革、權力分配、組閣、選舉問題的爭斗經常陷入僵局，進而演化成為街頭斗爭和革命，這種民主國家構建的危機直接導致了烏克蘭獨立以來政局動蕩。民主國家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國內民族和地區之間矛盾升級，進而導致從民主政治問題蔓延到社會民族之間在歷史、現實問題上爭論，民主認同危機也就演化為民族認同危機。

結　語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今世界里，多數處于社會轉型中的國家都選擇了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這也導致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轉型越來越依賴于民族國家認同。烏克蘭在實現民族國家的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為我們提出了下列思考。

　　1.烏克蘭某些政治家的過激言行導致民族國家認同危機的表面化。其實，烏克蘭民族與俄羅斯民族在300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不斷融合，已經形成了密切的民族關系，兩個民族之間有著難以割舍血緣的關系。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局1989年人口普查數據，在俄羅斯生活著436萬的烏克蘭族人，占俄羅斯總人口比例的3%。據俄羅斯學者不完全統計，大約有2 000萬俄羅斯人擁有烏克蘭血統[18]。據俄羅斯2002年的官方統計，有23萬合法的烏克蘭勞動移民在俄羅斯從事短期或者長期工作。同期，在烏克蘭生活的俄羅斯族人也達到了其總人口的17%[19]，在烏克蘭以俄語為母語的人口占到烏克蘭總人口的29.3%[20]。在這樣兩個民族融合如此高的國家間并不存在著嚴重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然而，在歷次烏克蘭選舉中出現的歷史、文化和語言議題卻被烏克蘭政治家們一次又一次地政治化，試圖借助這些問題作為動員選民的工具。如果沒有民族主義政治家所創造的強迫人們進行兩難選擇的氣氛，大多數人的自我認同可能選擇多樣化和完整的認同。政治領導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烏克蘭社會兩極化和沖突性的政治認同，可見政治家的品質在國家認同的培養中發揮 著關鍵性的作用。

　　2.民族認同危機增加了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討論民主化問題不能回避國家性問題，因為現代民主國家是建立在普通民眾參與的基礎之上的，而民族主義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種身份界定的可能性。對于新興民主國家而言，不解決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就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現代國家的治理形式，這些論斷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成立的。民族國家認同對于轉型國家的民主鞏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民族國家認同是新興民族國家民主轉型能否成功的基礎性因素。

　　民族國家認同問題源于其族群認同，而族群 認同源于其基本的文化特質。這里不僅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遺傳，也就是個人生理上的特征(如膚色、臉部輪廓等)，還包括經由所屬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會性的特征(例如語言、宗教、歷史及起源)，這些基本的文化特質構成了身份與認同的基礎。因為人類屬于固定的族群共同體，因為遺傳進化和血緣關系，族群總的來說是一種優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強有力的社會約束。族群聯系具有邏輯和時間上的優先權，具有強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約束壓倒了其他的忠誠，也就增加了民主國家構建的難度和不確定性。社會轉型對于 多民族國家而言，較容易催化其內部族群的分離傾向，發生沖突的機會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雖然烏克蘭的民主轉型已經從制度建設發展到民主鞏固的階段，但是相對于制度建設而言，民主鞏固問題需要經歷更長的時間。影響民主鞏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國家認同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但是國家認同問題確實是影響民主鞏固的基礎條件。處理好民族國家認同問題，將是烏克蘭民主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比較政治的發展告訴我們，現代國家建設中的最重要問題是國家認同。在存在國家認同危機的情況下，“民主”甚至會變成煽動族群沖突乃至國家分裂的工具。只 有當“我應該屬于誰”這樣的國家認同解決以后，民主選舉才不至于演變成為內亂。

　　(責任編輯　張昊琦)

　　注釋：

　　[1]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頁。

　　[2]俞可平：《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1期。

　　[3]李鋼：《論社會轉型的本質與意義》，載《求實》2001年第1期。

　　[4]徐勇：《“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載《東南學術》2006年第4期。

　　[5]許紀霖：《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6期。

　　[6]筆者于2010年4月28日訪問烏克蘭期間專門拜訪烏克蘭首位總統克拉夫丘克先生，他就烏克蘭與俄羅斯天然氣合約和黑海艦隊問題發表了個人見解。

　　[7]〔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國際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8]Oleksandr RAR，AUkrainian Rift，in“The Day”，16 November 2004.http://www.day.kiev.ua/127579/

　　[9]斯捷潘?班杰拉是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二戰前曾因參與謀殺波蘭政府高官，被波蘭方面抓捕入獄。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后被釋放，并隨即聚集起一支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成的武裝力量。在德軍入侵蘇聯后，以班杰拉為首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依附納粹攻擊蘇軍。不過，試圖依靠德國恢復烏克蘭獨立的班杰拉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吃香。1941年德軍進攻蘇聯戰役打響后不久，班杰拉就被軟禁起來，后來又被送到集中營。但是，由這些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成的黨衛軍加西利亞師，仍然為納粹效力，并參與了1944年鎮壓華沙起義的行動。1959年10月15日，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蘇聯克格勃擊斃。

　　[10]數據來源：ДиректорУкраинскогоФилиалаМИГПИДРВладимирМалинкович， 10Марта2005Г. http://www.igpi.ru/info/people/malink/1111152776.html

　　[11]根據烏克蘭R&B Group調查公司2008年的民調數據，http://www.regnum.ru/news/964262.html

　　[12]根據烏克蘭2001年人口統計，大約占總人口29.3%烏克蘭國民以俄語為母語。

　　[13]ПироженкоВ.СостояниегуманитарнойсферыУкраины//“2000”. 27января2006.

　　[14]周曉鵬：《烏克蘭橙色危機：腐敗問題背后的政治博弈》，載新華網2005年9月9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5-09/09/content_3466917.htm.

　　[15]D. Kaufmann，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www.worldbank. org/wbi/governance/pubs/govmatters4. html )，2005.

　　[16]阿爾蒙德、鮑威爾：《比較政治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17]毛壽龍：《政治社會學：民主制度的政治社會基礎》，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95頁。

　　[18]ГородяненкоВ.Г.Проблемыконсолидации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насовременномэтапе.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07.№2.С. 15 ~ 20. http://www. ecsocman. edu. ru/socis/msg/310848.html

　　[19]數據來源：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http://www.ukrcensus. gov. ua/eng/results/nationality _ population/nationality_6/n56? data1=1&box=5.6W&out_type=&id=&data=1&rz=1_1&k_t=00&id=&botton=cens_db2

　　[20]數據來源：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http://www.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language/

（轉載自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網站）